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垃圾分类别做环保秀！

　　和垃圾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王维平，对垃圾太熟悉了。从一个首都大医院的医生到一个中国最权威的垃圾专家，王维平用了20年，他所从事的垃圾对策研究和对拾荒大军的调研，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1.跟踪垃圾二十年，成为最权威的垃圾问题专家

　　“垃圾始终伴随着人类，它见证了社会的兴衰发展，也时常给我们带来困扰、忧虑和启发。如今，它已成为人类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因此，它是一个既原始又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对垃圾的认识和研究仍不够充分。我希望更多的卓越人才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这是王维平不停强调的几句话。

　　王维平最初的专业领域不是环境而是公共卫生的医学。他前后学了8年的医学，然后到北大一院当了一名传染病医生——阳春白雪的职业。但是在行医过程中，王维平接触到了很多怪病，几乎都难以治愈。例如“神经脱壳症”。“人的神经，除了中枢神经之外都有壳膜，起到保护神经的作用，神经如果发生断裂通过壳膜可以再生。“神经脱壳症”的表现就是所有神经的壳膜都消失了。还有“口眼干燥综合症”——患者口和眼里都没有了腺体，不能分泌泪水和唾液。“据我分析，这些怪病的产生皆源于环境问题。”

　　王维平意识到，治病首先应该以预防为主，而自己的阳春白雪般的医生职业只能坐等患者前来，但是类似的怪病根本无法治愈。所以，治病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得病。此外，对王维平影响很大的要数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书中言:“上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将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王维平将自己归结到了下医的行列:“如果不治理环境，那么我一辈子只能做一个下医，等着患者前来，告诉他他的病治不了。”

　　1986年，王维平毛遂自荐，到了北京市环境卫生研究所，从主治医师变成工程师。王维平认为，不治环境的病，就治不了人的病。环境病中，垃圾为首。在当时，王维平的决定令很多人不理解，从阳春白雪的医生到与垃圾为伍，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隔行如隔山，从公共卫生转向垃圾的王维平有些力不从心，但这却激起了王维平的拧劲儿。为了更深地了解垃圾，王维平常常在周末，穿上破旧衣服，去和拾荒大军一起捡垃圾、收废品，到那些爬满蚊蝇、老鼠的地方做调研，环境的恶劣难以想象。回来后，即使脱掉衣服还是一身的臭味儿。通过调研，王维平不但搞清楚了北京垃圾回收的全部过程和内幕，还和以捡垃圾为生的人们交上了朋友，甚至和北京的13个拾荒大军的“帮主”都结识了，他们尊称王维平为大哥。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王维平也一起捡垃圾，吃苍蝇饭，整天奔波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之中，完全没有了距离感。

　　经过深入的调研，王维平1998年的《关于垃圾管理对策的调研报告》、1999年《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相继问世，分别获得了统战系统的一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通过这两个报告，王维平对垃圾从源头到流散的每一个环节都了然于心，同时王维平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拾荒大军进行调研的专家。报告一出，他便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王维平并未因此而自满，而是在调研中发现了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在面对垃圾时还存在着很多差距。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1992年，王维平自费远赴日本学习固废处理和污水处理，历时三年。王维平的父兄都居住在日本，有很多私产。当王维平于早稻田大学毕业之时，家人对他进行了百般挽留。从家里到成田机场，四个小时的路，风烛残年的老父亲送了他一程又一程。“非要回去不可吗？能不能不回去？”这是王维平的父亲一路上说了不知多少遍的话，他希望儿子能够留在他身边，爱子之心，情真意切。王维平艰难地做了抉择。“我学的专业是和环境有关的，中国的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未来，城市环境问题亟待治理，只有在那里我才学有所用啊！”就这样，王维平告别父亲，回到国内，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中国城市垃圾的实践研究当中。

　　从1987年到今天，王维平跟踪生活垃圾已经20余年，当北京市垃圾的总体局势明晰之后，王维平又开始关注废旧轮胎和电子垃圾，王维平又分别跟踪了六年和三年半。

　　无论是对生活垃圾还是废旧轮胎，也包括电子垃圾的研究，王维平都是身体力行，而不是道听途说。王维平研究的领域一直有人在研究，但是王维平所做的具体工作，在中国乃至世界从来都没有人去做。

　　2.力倡循环经济，提出实在而操作性强的观点

　　2005年北京“两会”前夕，北京市政府邀请10位专家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王维平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王维平对市长王岐山说了25个字:“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增长质量，降低发展成本。”

　　王维平是中国较早提出循环经济理念、同时也是最早在中国进行循环经济可行性实证研究的专家。

　　1992年到1995年，王维平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亲眼目睹了日本的循环经济模式:资源—产品—资源再生的循环经济。比照中国，传统产业结构却持续着以消耗自然资源而谋求经济发展的歧路，即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最终必将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恶性循环。在王维平眼里，循环经济是抑制这种恶性循环的唯一出路。

　　早在1994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出版《垃圾经济学》的同一年，王维平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也出版了《垃圾经济学》一书，这是他在中国进行垃圾跟踪调研近10年的基础上得出的研究成果。

　　王维平总结，中国现今的经济发展模式仍处在线性模式，在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垃圾。根据物质不灭定律，消耗多少资源就会产生多少垃圾，而产生的垃圾又千篇一律地采用填埋的方式进行处理。久而久之，便造成了烧不胜烧、埋不胜埋的地步，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而且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王维平在进行循环经济可行性实证研究的同时，总结出了推进循环经济实践活动中必须把握的五大环节，即:1、废旧物资的有效回收系统；2、规范的再制造业；3、再生产品的市场培育；4、全面的质量检测、安全、标准体系；5、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

　　说起这五大环节，王维平有些激动，噌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每列举完一个环节便向门口移动一步，当“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一条说完时，王维平已经快走到了门外。“这五大环节，完全是我通过实践研究而得出的，在中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站在门口的王维平，挥舞着双手，慷慨激昂。那一刻，和共和国同龄的王维平对循环经济的倡导和钟爱溢于言表，他真正站在了垃圾学问的巅峰。在中国，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因为在循环经济研究上的建树，今年5月9日至21日，王维平受美国安那波利斯市市政府、美国KCI研究中心、霍普金斯大学和马里兰州议会(众议院)的邀请，远赴美国就生活垃圾的管理、有关技术和环境问题进行了交流考察。在会晤美国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夫人时，王维平谈了中国的垃圾对策，得到了国外专家的普遍认可。希拉里说，我们可以不研究飞机，但不能回避垃圾。可见，垃圾处理、循环经济早已成为世界普遍认同的民生问题。

　　王维平的《中国城市垃圾对策研究》和《关于中国城市垃圾产业的调查研究》已经被刊载入国务院2000年的《中国国情报告》。99世界管理大会发表论文《中国实行绿色会计制度的探讨》，翌年，王维平又发表《中国应实行绿色GDP制度》，并形成了中国致公党中央提案。在中国召开的世界环境会计大会上，王维平提出了绿色GDP要建立在环境会计的基础之上。2001年，财政部成立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任命王维平为第一副主任。王维平随即提出了修改现行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的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议。

　　王维平的建议都是产生于深入第一线的基础上，按王维平自己的话说，因为实践，所以我的观点实在；因为实践，所以操作性强；这么多年我通过实践得到的这些发现，也是对社会进步的一个推动。

　　3.“我带的博士生要住垃圾场”

　　王维平的社会头衔很多，他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此外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院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每年他都带一两个博士生。作为他的博士生，有一个硬性规定，那就是必须住垃圾场，深入实践。这令很多人难以理解。

　　“在众多的环境问题中，垃圾对环境影响最大，最普遍，最不受重视，也最难解决。”王维平说道。

　　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的垃圾围城是个教训，如果垃圾问题得不到彻底的治理，那么连带的其它产业都将受牵连。垃圾问题如此重要，和它受到的关注程度却严重脱节。在我国，没有一所专门研究垃圾的大学，大学里没有一所有关于垃圾的专业，没有一个垃圾研究所……对此，王维平不无担忧。王维平的担忧也包含了当今人们对垃圾问题的漠视，能深入实践真正地了解垃圾的人寥寥无几，更多的人都是纸上谈兵，甚至连垃圾的成分都不知道。

　　“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此之前有关循环经济的论著少之又少。当国家提倡以后，相关的文章铺天盖地，都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抄国外的，对中国的实际根本起不到指导意义。”

　　研究垃圾问题，如果不深入实际，深入调研，所有的论文都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博士还是专家，和拾荒大军比起来，没有任何的优越之处。这些游离于人们视线之外的拾荒大军在面对垃圾时远比躲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专家聪明得多。他们对垃圾的分类已经到了科学的程度。他们用手一摸，便能分辨出垃圾的成分，在许多人眼里简单的塑料，一经他们的手便能分成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聚酯的、聚丙的、聚乙的、聚禄的，无色的、单色的、双色的，硬塑、软塑顷刻之间便分成几十堆，那些专家在这方面行吗？”

　　最初，让弟子住垃圾场的要求并不被接受，但是当深入调研之后他的学生都改变了最初的看法。如今已经毕业在中日友好环境中心工作的李华友就曾是王维平的博士生，当时他住在秦皇岛的一个垃圾场。在垃圾场的一个办公室里，周边都是农村，没有旅馆，到最近的汽车站也得走半个小时。

　　另一个博士生是刚刚毕业的李文东，最初他只是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准备毕业论文。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盲目琢磨后，仍旧没有思路。李文东研究的是农村废物的回收利用问题，他下农村之后，先后跑了四趟。在河南，他看到造纸厂的下脚料变成肥料，在湖南看到牛粪被加工成颗粒回归农田……在实践调研的基础上，李文东知道了自己的论文该如何写了。

　　“他们一开始不接受，觉得自己是博士，是阳春白雪。去垃圾场肯定会觉得臭气熏天、不体面。不过，他们最终都发现，学问不能只在象牙塔里做。”王维平说。

　　和其他男同学相比，王维平的女弟子张越显然受到了优待，她可以不住垃圾场，但仍然要去调研。现在的张越已经是农业大学教师。师从王维平期间，张越跑了很多地方进行调研，并写出了一篇教育部优秀论文。

　　王维平对于做学问总是一丝不苟，他始终认为真正的学问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我们要提倡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如果他们的理论不是来源于实践，又不能被实践印证，这样的理论毫无价值。”这是王维平回答的关于让自己的学生入住垃圾场的原因。

　　4.身体力行，引导拾荒大军处理好垃圾

　　王维平倾尽心血的《中国城市垃圾对策研究》是他的代表作，王维平经过了数十年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在中国可行性极强的垃圾对策，那就是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使得中国应对垃圾的对策开始由末端向源头、从被动向主动、从无害化向减量化和资源化过渡。王维平努力推动了垃圾管理对策的革命性转变。

　　一吨垃圾从扔出来到装上垃圾车，再经过运输到达垃圾填埋场，其间的运行成本是158元，北京市每年花在这上面的资金就至少7亿元。

　　针对中国的城市垃圾，王维平提出了几条行之有效的具体应对策略:净菜进城、限制包装、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垃圾分类，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应对现今城市垃圾问题的有效措施。但是，在调研过程中，王维平也发现有些措施因为手段方面的原因还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目标，垃圾的分类处理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1957年7月12日，《北京日报》就曾刊载过《垃圾应该分类处理》的文章，但是因为阶级斗争而被迫中断。中国是提倡垃圾分类最早的国家。如今，垃圾分类在中国与人们的预期还有不小的差距。”

　　2003年的一天，王维平早早地来到宣武区红莲小区进行调研，这里是垃圾分类做得非常细致的典型社区。当王维平翻遍了所有的407个垃圾桶之后，却发现397个垃圾桶不是按桶外标示倒的。王维平对小区内的人们进行了访问，连续问了50个人对垃圾分类的看法，50个人的回答如出一辙:垃圾分类好啊，坚决拥护。垃圾的分类处理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预期和现实，认识和行为存在明显的差距。

　　王维平列举了一组数据，德国搞垃圾分类已经8年，到如今仍然有17℅的人不按规矩倒，日本搞垃圾分类12年，到目前也有不少于10℅的人不按规矩倒。我国每年都在倡导垃圾分类处理，在垃圾分类处理上每年耗资几千万元，这的确是一件好事，但是却涉及到一个手段的问题。当我们的市民将垃圾分门别类地装了数个袋子之后，垃圾车来了之后，一车端了，最后等于白分。如果分成九类垃圾，就要有九个车来拉，然后运往九个不同的处理和利用场地。我们的城市垃圾当今的最主要处理方式还是填埋，初期分得无论有多细致，最后都进了填埋坑了。因此，我们要依据后端的处理和加工利用方式决定前端的垃圾分类。

　　王维平的垃圾对策的核心便是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在以王维平为首的一批专家的努力下，已越来越为国家和广大的民众所重视。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已经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列为要务。今年，建设部157号令也强调了垃圾要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在这个过程中，王维平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给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和现实可行性依据。

　　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垃圾围城，通过对北京市区的三次遥感观测，沿着三环路到四环路，发现大于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多堆，整个北京城区陷入了垃圾的重重包围之中。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得到了大大的改善。那么，曾经围城的那些垃圾去了哪里？

　　王维平是世界上对拾荒大军进行调研的第一人，也正在他的调研过程中，他发现了北京城市垃圾处理的一条龙的过程。“虽然政府投入了22亿元，建立了数十个垃圾填埋坑，但是仍有一半的垃圾处理不了。而这些垃圾，都是被拾荒大军捡走的。”

　　1988年，王维平给辗转找到他的四川人许际才开了张条子，允许他在顺义垃圾场捡垃圾，这是北京市拾荒大军的最初力量。当时许际才带领500个人，每个人一个月能捡出1500元。一传十，十传百，许际才先后从家乡带来了2000多人到北京捡拾垃圾，最初的垃圾大军初具规模。

　　拾荒大军捡拾到的垃圾最后又大多数都运往河北，塑料运到河北文安、金属运到河北霸县、玻璃运往邯郸、废纸运往保定、轮胎运往玉田。北京的城市垃圾让它周边地区产生了产业活力。这些被熟视无睹的散落在北京城大街小巷的人们和那些令人掩鼻而过的垃圾俨然成了宝贝，盘活了很多产业，也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问题。

　　在《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中，王维平提出，都市“拾荒族”不应当是游离于政府视野之外的、不被社会关注的群体，不能让这个产业无序地蔓延，应当让垃圾回收成为一个在政府引导和社会关注之下的兴利除弊的过程。报告一出，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政府也因此开始行动。

　　王维平的垃圾对策不仅仅关注垃圾本身，也涵盖了对拾荒大军的规范和引导。对中国的垃圾应对现状，王维平关注的只是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一直为减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不断努力。在这个过程中，王维平不停地呼吁:“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和我一起做这个事业，不停地去实践，身体力行，使垃圾变废为宝，为发展国家的循环经济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