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动机
处于新时期的北京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如何开局？从哪里破题？如何判断这个城市的走向？答案都在即将提交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和批准的十二五规划纲要里。近日，
【历程】
规划研究编制历时两年
选了60多项课题，公开招标，围绕这些重大课题组织了56家研究机构，4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前期的研究。
新京报：十二五规划纲要在什么时候启动的？
赵磊：2009年年初就开始了，请一些专家讨论“十二五”规划主要研究哪些方面的问题，6月份的时候选了60多项课题，公开招标，围绕这些重大课题组织了56家研究机构，4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前期的研究。
另外准备工作还包括对“十一五”的一些评价，怎么去看“十一五”。
从2009年12月份到2010年4月份，主要是研究规划的框架、规划的思路，开了很多会，有区县的会，专家的会，部门的会，市民的会。
2010年5月份正式起草，去年底12月28号上的市委常委会，现在还在修改过程中，1月中旬正式提交到市两会上审议。
【评价】
十一五仅两个指标未完成
十一五期间，经济实现重大跨越，主要标志是经济总量超过万亿，人均超过一万美元。
新京报：对“十一五”的评价是怎么做的？
赵磊：从“十一五”规划全部实施，到中期有一个中期评估报告，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在“十一五”规划中期的2008年，我们专门委托第三方研究机构做了规划实施评估，同时我们自己也做，最后中期评估报告提交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新京报：各方的评估对“十一五”是怎么看的？
赵磊：整体上的看法，都觉得过去这五年对北京来讲是极不平凡的，变化非常大。可以说“十一五”困难很多，形势复杂，亮点和成绩也不少。从“十一五”规划的成效看，设计的指标基本上都完成了，实现了“十一五”的完美收官。
新京报：纲要草案对过去的五年如何评价？
赵磊：经济实现重大跨越，主要标志是经济总量超过万亿，人均超过一万美元。
社会民生方面，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稳定在2%以内，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年均实际增长在8%以上，社会保障北京总结出很多经验，我们在社会保障领域应该说走在了全国前列。
新京报：不过大家对堵车、环境污染这样的问题感受还是很明显。
赵磊：我们城市服务功能有明显提升，我们生活在北京，感受到堵车、环境污染，但我们也能切身感受到这几年城市的服务功能是在完善的。
比如地铁的运营里程，从“十一五”提出的114公里，一下子增加到“十一五”期末的336公里，这个速度在世界的地铁建设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北方城市绿化的成本非常高，现在我们的林木覆盖率上升到53%，在北方地区比较高。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好于二级空气的天数还不到50%，去年我们是78%。
新京报：有未完成的指标吗？
赵磊：有两项预期性指标，一个是入境游，这主要是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旅游市场受到影响，“十一五”定的是500万，可能完成490万。
还有一个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占比，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最大的是出口，原来规划定的是38%，最后结果可能是不到37%。
除了这两个指标没有完成，其他的都完成了，而且大部分是超额完成。
【原则】
问题不能永远遗留下去
我们的发展思路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叫做扬长避短，现在叫做扬长补短，只有把短边补齐了，整个城市的功能才能有效发挥。
新京报：不过困难和挑战还存在，在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怎么去看待这些挑战？
赵磊：我们对挑战不回避，敢于碰硬钉子，敢于碰棘手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编制规划时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新京报：为什么？
赵磊：中央要求北京作为首都要走在全国前列，许多难题也是广大百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永远地遗留下去，老是靠后人去解决，这样的逻辑行不通。解决这些问题就得敢于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知道有些问题解决起来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是只要我们今天去做了，明天肯定就会有收获。
新京报：这些挑战是什么？
赵磊：我们面临着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尽管这几年农村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来讲，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但差距的绝对额还是在拉大的。
再比如大家都很关注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北京作为一个特大型的城市，人口过快增长、无序增长给北京城市的建设、管理、运营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再比如现在热议的交通拥堵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主要是我们城市功能的布局还不够合理。如果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不再过于集中，而是组团式的发展，让新城承担更多的中心城功能，这样的发展格局可能会引导城市功能合理的分布，这些问题可能都会得到有效的解决或者缓解。
还有我们科技创新资源虽然占有很大的优势，但科技创新的能力和产业成果转化的能力还不够强。还有民众的一些期待，住房的问题、上学的问题、看病的问题等等，民众关心的这些问题都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的解决。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回避，“十二五”要抓住这些问题来解决或者缓解，也可以说我们的发展思路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叫做扬长避短，现在叫做扬长补短，只有把短边补齐了，整个城市的功能才能有效发挥。
新京报：思路的扭转说起来不复杂，但实际上可能很难。
赵磊：是的。关键是观念。我们在规划中始终坚持了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发展方式转变这条主线，把创新驱动发展、文化彰显魅力、绿色塑造未来、城市服务生活作为“十二五”发展的新理念，把培育“北京服务”、“北京创造”品牌、提升城市软实力作为新的发展重点，把“长板”拉得更长，“短板”也得到拉长。
对挑战不回避，敢于碰硬钉子，敢于碰棘手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编制规划时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许多难题也是广大百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永远地遗留下去，老是靠后人去解决，这样的逻辑行不通。
局部的利益一定要符合全局的利益，如果每个区县都不建垃圾处理设施，如果我们每天在垃圾中穿行，大家肯定会比交通拥堵的意见更大。
【意见】
规划要平衡各方意见
不能说你提的意见要写，他提的意见也写，那这个规划就不叫规划了，就是一个大杂烩。
新京报：补短意味着不但还欠账，还要解决问题，规划部门地位比较中立，但具体到部门或者区县，想法就不一定一致了。
赵磊：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可能你的观点、我的观点、他的观点，大家都不尽相同，要通过编制规划统一大家的认识，包括区县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现在各个区县发展的热情都很高，都在争取一些优质的项目，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必须得按照区县的功能定位去找项目，去发展经济。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西城区发展金融街，发展金融总部，那不可能在生态涵养区的某一个区县仍然再去集聚更多的金融总部。
新京报：大家是怎样达成共识的？
赵磊：课题研究不光是专家，包括区县政府、社会团体、专家、各大机构，还有市里各个部门，人大、政协也都参与到整个规划编制的研究过程中，在提意见、建议的过程中，就是求同存异到意见趋于一致的过程。在征集意见时，对于某一个问题，如对于城市功能区的优化，可能各个区县都想在规划纲要里多写他们区的项目，希望把自己区的某某功能装到“十二五”规划纲要里。
新京报：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赵磊：不能说你提的意见要写，他提的意见也写，那这个规划就不叫规划了，就是一个大杂烩，甚至有些意见根本就是针锋相对的，你怎么去写？所以一定要有站在全市统筹考虑，需要平衡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需要研究我们现在发展的现实基础，需要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条件够不够。
新京报：在规划纲要中，有这样的实例吗？
赵磊：像垃圾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们做规划时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意把垃圾场建在本区内，但我们这么大的城市每天产生1.8万吨垃圾，不建新的垃圾场肯定不行。
新京报：但每个区确实都不愿意做，怎么办？
赵磊：我们提出“落实垃圾处理区县政府属地责任，完善市场化的区县合作机制”，就是说你这个区如果没地方建垃圾处理厂了，但不是说你不产生垃圾，你要产生垃圾得交由别的区县处理，那么你这个区就要付费，这是市场化的。严格来讲，有条件的区县都要立足于本区来消纳自己产生的垃圾，这是这次“十二五”规划里首次提出的，原来没有过。
新京报：如果依然还有人不同意，这个区县说我为什么要付费，那个区县说你付费我也不干怎么办？
赵磊：对，所以这需要市里统筹，这就是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问题了，局部的利益一定要符合全局的利益，如果每个区县都不建垃圾处理设施，如果我们每天在垃圾中穿行，大家肯定会比交通拥堵的意见更大。强化区县的属地责任，将来不光是垃圾付费，将来碳排放，包括排污权都要进行交易，发展产业带来的碳排放多，没有指标了，那对不起，你向人家没用完的兄弟区县去买，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市场化的利益协调机制。
新京报：什么样的意见能够被吸收呢？
赵磊：比如社科院研究员胡小伟就提出来北京应该重点地打造“一轴一线”，就是把中轴路这条历史文脉打造出来，这是中国历史的脊梁。我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就谈这个观点，把从朝阳门到阜成门的这条大街朝阜大街，打造成一条文化街区。我们觉得他说得非常好，也有很多别的学者提出类似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就把它写到规划里来了。
有很多这样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吸收到规划文本里来，上到90多岁的老先生，在病床上写几页纸给我们建言，小到十一二岁的学生给我们写信，一位在南京工作的人，自己掏钱坐飞机到北京来参加我们的建言会。
【亮点】
突出科技创新文化发展
文化走不出去，软实力上不来，北京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
新京报：纲要草案即将定稿，你怎么评价这个草案？
赵磊：“十二五”发展的理念变化非常明显。比如创新驱动发展，在“十一五”的时候创新也谈到了，但是放的位置很靠后，也没有独立成篇，题目叫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中央提出发展方式要实现“三个转变”，依靠二产向依靠三产、二产、一产协调拉动转变；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两个转变北京都已经实现了。
第三个转变恰恰是北京应该浓墨重彩发展的，就是要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和管理创新转变。但是对于北京来讲第三个转变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所以我们把创新驱动发展搁到了特别突出的位置去考虑。
新京报：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未来有什么新的考虑？
赵磊：我们有一篇叫“文化彰显魅力”。原来我们在初稿里并没有把文化独立成篇去写，“十一五”也是这样的，也没有独立成篇去写，而是把它搁到社会事业里。因为我们觉得奥运会之后北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你的硬实力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如果不在软实力上提升，你的影响力就不会走出去，就更谈不到控制力。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经济实力达到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但你的文化走不出去，你的软实力上不来，北京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我们觉得软实力最核心的要素是文化，要让自己的文化世代相传下去，还要让自己的文化走出去，成为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民族魅力和影响力的奇葩。
【执行】
规划不会“墙上一挂”
我们有监测的制度，也有评估制度，来保障这个规划能够让它落到实处，而不是“墙上一挂”。
新京报：“十二五”规划和以往的规划相比有很大的改变，这是不是说对于规划本身的认识也在变化？
赵磊：的确是，比如服务于人的视角，我们要让每个社会群体在规划中都能找到他们的位置，老年人、残疾人、低收人员，各类群体都能在规划中找到他的所属。
新京报：纲要经过人代会审议通过后，大家更关心的是执行的怎么样。
赵磊：很多人都关心，大家花了那么多的工夫，贡献了那么多的智慧和精力，但规划就是一个文本，能不能把文本里写的东西落到实处，这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北京在规划实施方面力度越来越大了，过去曾经有人戏说，什么叫规划？规划规划墙上一挂。
但我感觉近几年，政府特别重视规划的实效性、约束性问题。比如说“十一五”时候有中期评估，各个部门、各个区县还是高度重视的，主要指标如果完成得不好，在人代会上怎么解释。从现实的规划执行的效果上来看，规划执行力越来越强，执行效果越来越好。
新京报：制度上怎么保证规划的执行力？
赵磊：我们有很多制度规定，比如专项规划和规划纲要衔接有细化和落实的制度。在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之间也有。比如说我们提到年度计划要根据规划的总体安排部署，来逐年落实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特别是对约束性的指标要设置年度的目标。我们有监测的制度，也有评估制度，来保障这个规划能够让它落到实处，而不是“墙上一挂”。
本报记者 杨华云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
